對於較低學歷者的歧視，是最後殘存的歧視-- 傷害民主黨的知識傲慢 Michael J. Sandel 桑德爾

還記得「正義：一場思辨之旅」嗎？作者桑德爾，哈佛大學政治哲學學者，2020/09/02 投書紐約時報，直指民主黨的知識傲慢撕裂了美國社會。等了好久中文網都不翻譯這篇，只好自己來簡譯作功德了。以下僅摘譯/意譯，非逐字。

https://www.nytimes.com/2020/09/02/opinion/education-prejudice.html

Biden 對於民主黨來說有一個重要的意義：他是36 年來，民主黨第一次提名了一位不是常春藤校友的總統候選人。

這是一個吸票因素，因為川普的支持很大一部分來自民眾對菁英政治的厭惡。中產階級與藍領階級曾經是民主黨的基礎支持票倉，但是今日的民主黨似乎僅對專業人士有吸引力。2016 年，川普拿下了沒有大學學歷的白人之中三分之二的選票， 希拉蕊則拿到了具有研究所以上學歷的70% 選票。

Biden 少了長春藤學歷的光環，卻反而可能讓他吸引到藍領階層較多的支持。而這是個好機會，讓我們回頭省思菁英政治制度如何成為了當代自由主義的核心。

菁英政治有兩個核心信仰：第一，在全球化的科技時代，高等教育是向上階級流動的根基；第二，假設每個人有同樣的機會出頭，那麼最終居上風者就有權因為他們的才華而得到相應的獎勵。

這聽起來很耳熟的說法幾乎定義了美國夢，但直到近年來才顯著影響了政治。乍聽之下激勵人心的說法，背後卻有其黑暗面。

建立這樣的政治制度，去高度認可「大學文憑是有尊嚴的工作與社會地位的入場門票」，對於民主制度造成了毒害。它造成對於沒有文憑的人的社會貢獻的忽視、造成了對於低學歷的歧視，將這些人排除在選舉公職之外。

川普的當選以及一般認為相隨的民粹崛起，是來自一個近年的主流政治觀點，尤其民主黨為甚的核心信念：全球化的經濟已然到來，較低階工作外包到國外的趨勢已然發起而且不可遏抑。當務之急不是逆轉這個趨勢，而是如何順勢而為，盡得紅利的菁英專業人士圈外，如何幫助受到負面衝擊的勞工。

解法呢？則是透過更普及的高等教育，促進向上流動的機會。

這個 「藉由教育改善處境」的信念，被政治人物所擁戴，由柯林頓、到小布希、到歐巴馬與希拉蕊。然而他們似乎忽略了，這個說法所隱含的侮辱： 「如果你沒上過大學、如果你在新的經濟制度中不吃香，都是你自己的問題。」

我們不能夠忘記，全美仍有三分之二的人沒有拿到四年制大學的學位。去告訴這些勞工，他們的處境艱難是因為缺乏高等教育，文憑主義(credentialism)其實造成了莫大的歧視。

文憑歧視是一種菁英政治的傲慢。2016 年當時的社會氛圍中，許多人感覺被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菁英睥睨，而這其來有自。民調研究顯示，勞工階層認為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雖然尚未消弭，至少已經不再是主流，學歷歧視卻是最後殘存的、被接受的歧視。

在歐美尤其如此，比起其他的歧視，多數人可以承認學歷歧視，而不會覺得不安。社會心理學家Kuppens 對美國、英國、荷蘭、比利時的大學生進行調查，相較於任何其他族群，受試者對於學歷較低者的歧視最明顯。研究者挑選的對照組是其他可能受歧視的族群，在歐洲組是穆斯林、貧窮、肥胖、視障與較低學歷者，在美國則是非裔美人與勞工等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揭示這些歧視的同時，受試者展現出的態度，是很可以接受自己這樣的想法的。舉例而言，他們可能譴責性別歧視或是種族歧視，但是不會覺得自己歧視未受教育的人有什麼不對。

2000 年以後，在美國與西歐，沒有大學學歷的公民已經不僅是被歧視，而是由選舉公職中幾乎消失了。在美國95% 的眾議院議員、與100% 的參議院議員，具有大學文憑。少數的具有文憑的人，領導著廣大的沒有文憑的人。

這並不是一直如此。雖然參眾兩院一直都是受過教育的人比例較高，但是直到1960 年代，都還有四分之一的人沒有大學文憑。過去五年來，國會的成員多元化，包括種族、族裔、性別的多元都在增加中，唯有對於教育文憑的資格是益發單一的。

而這文憑的鴻溝所造成的結果之一，就是勞工幾乎難以進入民選公職。若將勞工階層定義為 「體力勞動、服務業與文職」，則美國有一半的勞工人口落在此類，卻只有不到2% 的國會議員在當選前，是從事這些職類。

或許有些人會說，讓受過大學教育的人統治，難道不好嗎。當然我們希望幫我們割盲腸的醫師受過專業訓練。高學歷的政治領導人可以帶來更好的公共政策與議題討論。

並不盡然。其實領導所需要的並不僅僅是技術官僚的專業，還有公民美德。這代表著他們應該要對於什麼是 「公共利益」有想法，並且能夠同理各行各業的人。 歷史告訴我們「能夠做出好的政治判斷」與 「能夠進入大學」並沒有什麼關聯性。「最聰明最優秀的人就應該領導」正是一種菁英政治的傲慢帶來的迷思。

如果技術官僚與文憑主義使我們迷失，那麼該如何導正? 我們不該只是專注在菁英競爭之中，而是要把更多的關注放在改善生活上，特別是關注那些沒有大學學歷的人對社會的重要貢獻，關注透過他們的工作、他們所養活的家庭、所服務的對象。重點在於重新將 「工作的尊嚴」放在政治的核心。

同時我們也需要重新定義成功，質疑自己的菁英傲慢：我能夠獲得社會制度的獎勵，是因為我的才華與能力，或是因為我運氣好？

當你能夠承認運氣在命運中的角色，你才會更加謙遜。因為我的出身、上帝的旨意、或是命運的安排，才有現在的我。我們必須加強這樣的公民美德。從單調的成功定義之中，這是我們重新修補分裂的一個起點。超越功績制度(merit system)，導向更良善的公共命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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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篇政評順便有要賣書：2020/09/15 開賣，THE TYRANNY OF MERIT-- What'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? Michael J. Sandel